当开始紧急计划新时代的时候，美国必须保护其公民免受疾病的侵害。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让我回想起年轻的时候，作为第84步兵师参加阿登战役时的感受。现在，就像1944年末一样，有危险的预兆。这种感觉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但是带有随机地打击性和破坏性。但是，那个遥远的时候与我们现在有着很大的区别。那时，美国的忍耐力是以国家的终极目标为基础。现在，在一个分裂的国家里，一个有效率和有远见的政府才能克服在全球范围内规模前所未有的障碍。维持公众信任对于社会团结、社会相互关系以及国际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各国的团结和繁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即自己的机构可以预见灾难，能制止其影响并恢复社会稳定。当流行性新冠肺炎结束时，许多国家的体制将被视为是失败的。这个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现实是，冠状病毒之后，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和以前一样。现在来争论过去，只会让需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冠状病毒有着空前的规模和残酷性袭击。其传播是指数级的：美国的感染病例每五天翻一番。当我写作时，尚无治愈的方法。医疗用品不足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病例，重症监护室也正处于不堪重负的边缘。测试还不能确定感染的范围和程度，更不用说可以逆转其传播了。成功的疫苗可能需要12到18个月的时间。

美国政府在避免紧急性灾难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最终的考验是能否阻止该病毒的传播，并且以一种能维持住公众对美国人自我管理能力信心的方式，来扭转疫情。无论需要付出多少，解决疫情危机的任务都不能被排除，应该为过渡到冠状病毒后的秩序建立一个并行制度。

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全国范围内应对这场危机，但是没有认识到这种病毒在社会上的破坏作用的边界。新冠肺炎对人类健康的攻击将是暂时的，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之久。单纯凭借一个国家努力是无法战胜病毒的。要想解决当前的问题，就必须将全球协作的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到这两项，那么每一件事都将面临最坏的情况。

美国从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项目中吸取了教训，美国有义务在三个领域做出重大努力。首先，增强全球对传染病的适应力。脊髓灰质炎疫苗和根除天花等医学研究的胜利，还有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医学诊断的新兴技术的奇迹，使我们陷入了危险的自满情绪。我们需要开发新技术和新科技，以控制大量人群的感染并研制相应的疫苗。城市、州和区必须通过在科学前沿进行的合作计划、探索，始终保护民众免遭病毒的侵袭。

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全球领导人已经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当前的经济危机更为复杂：由新冠肺炎引发的经济收缩，其速度和规模不同以往。一些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例如社会隔离、关闭学校和企业等，正在加剧经济的困境。计划还应该寻求改变迫近的混乱对世界上最弱势人群的影响。

第三，捍卫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现代政府的创建传奇，是由强大的统治者保护的、围墙包围的城市。他们有时专横，有时仁慈，但始终足够强大使人民免受外部敌人的侵害。启蒙思想家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认为合法国家的宗旨是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利和公正。个人无法保护这些东西。但是在这个繁荣取决于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新冠肺炎的蔓延引发了过时主义，围墙城市再度复兴。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需要捍卫和维持其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全球范围内力量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倒退，将使社会契约在国内和国际上瓦解。然而，合法性和权力的平衡问题已经延续前年，无法与克服疫情同时解决。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中，各方都必须克制，确定问题的优先级。

我们从阿登战役进入了一个日益繁荣和人类尊严不断提高的世界。现在，我们生活在划时代的节点。 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建设未来的同时应对危机。失败会使世界着火。